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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爽甄霖李文君 | 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评价及实施效果

发布日期：2025-04-27

信息来源：中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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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生态脆弱区

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评价及实施效果

王爽甄霖李文君

摘要：【目的】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给脆弱生态系统带来的巨大挑战，避免、减少和扭转水土流失态势，系统总结与差异刻画区域间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为促进优良技术的输出和引进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以及文献资料内容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全球范围内66个典型生态脆弱案例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并进一步从技术推广潜力、应用难度、成熟度、效益以及适宜性5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数对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进行评价，归纳总结水土流失技术的治理效果。【结果】①典型生态脆弱区普遍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45项，工程类和生物类技术占据主导地位，治理效果较好的技术有10项。②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综合指数最高，其次是农作类。工程类和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综合指数较低，治理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③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意识等因素影响，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的治理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结论】目前国内外普遍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由工程类和生物类主导，且技术在不同区域的应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进行技术推介和引进时，应在分析当地退化驱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和现实条件选择、改良和优化相应技术及技术组合模式。

关键词：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技术评价；效果分析；生态治理

一、引言

2019年，联合国大会发布《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表示2021-2030年联合国将致力于扩大对退化和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1]，土地退化被列为除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外，国际社会还应共同应对的全球环境挑战[2]。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2022年）表示，目前全球高达40%的土地处于退化状态[3]，影响着全球32亿人口的生计[4]。水土流失是世界各地土地退化的主要威胁[5,6]，也是直接危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7]，高强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显著影响着水土流失的发展态势[8,9]，此外，气候变化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10]。密集的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导致全球约60%的生态系统已经处于退化或者不可持续状态[11]，全球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面积加和已达到全球土地面积的1/4[12]，生态退化问题尤其是水土流失严重威胁了区域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13,14]。因此，水土流失治理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重点关注[8,15-18]。

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态势的发展与演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为遏制水土流失发展态势，全球各个国家均采取了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进行生态恢复或重建[19]，例如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开始就启动了大批生态保护项目，目的是实现土地利用优化管理、退化区综合治理以及保护性自然恢复[13,20]。中国地域辽阔，土地利用/覆盖和自然条件复杂，再加上强烈的人为干扰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石漠化生态退化类型并存，生态退化状况空间分布复杂性特征明显[21,22]，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针对不同生态退化类型实施了众多生态保护工程，例如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南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生态恢复等，2000-2015年研发出214项生态综合整治关键技术，64个综合治理模式，100多个生态恢复技术体系[23]。

适宜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可有效减少土壤侵蚀，但其是否能够成功应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许多技术的应用在空间、时间以及实施方法等方面具有差异性[24]，此外，同一区域应用技术的实施条件及其对水土流失的治理效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例如不同使用年限的淤地坝截留的泥沙量明显不同[25]。迄今为止，已经有大量文献从国家尺度[26-28]、区域尺度[24,29]以及全球尺度[30-31]评价了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效果或影响。此外，也有大量文献围绕某一特定治理技术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历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开展了深入研究，例如加拿大草原[32]和美国加州[33]土壤耕作技术的发展历史及挑战，然而从全球视角对比分析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特点与效果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缺少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成熟度、适宜性、推广潜力和应用难度等维度的研究；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环境、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复杂性，目前仍缺乏对区域技术的系统总结与区域间差异的刻画，缺乏统一的度量体系对现有技术本身进行评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优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关键人物访谈、文献梳理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技术评价指标，基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球各大洲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典型脆弱区实施的主要技术进行梳理和评价，并进一步基于文献资料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分析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为技术遴选提供参考依据，促使生态治理和修复的长效运行。

二、研究区选择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选择

全球水土流失区面积约14.3×106km2[34]，从不同大洲来看，水土流失的发生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是欧洲因水力侵蚀导致的土壤流失量达10亿t[35]，如德国、荷兰等国家2021年遭受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土流失形势严峻；二是北美如美国水土流失遍布50个州，部分地区年侵蚀模数超过10000t/km2[32,33]；2017年因风蚀引起的水土流失量为1.96t/ac[35]；三是非洲东部、南部以及撒哈拉沙漠南缘水土流失状况严峻[34]，主要分布在几内亚、莱索托、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四是西亚和南亚的土地退化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6]，2020年由于持续降雨、大规模洪水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水土流失严重，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此外，中国2023年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侵蚀面积占比达18.43%[37]，且水土流失退化加重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南麓、横断山区、黄土高原及云贵高原，涉及陕西、宁夏、甘肃、山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21,34,38]。

本文在开展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时充分考虑了以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共选择了66个案例区进行数据搜集与分析，涉及5个洲33个国家，其中：欧洲包括奥地利、德国等7个国家8个案例区；非洲包括莱索托、埃塞俄比亚等5个国家5个案例区；北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2个国家4个案例区；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国家2个案例区；亚洲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等17个国家47个案例区。

（二）数据来源

1.问卷调查

针对上述66个案例区，采取面对面和线上问卷方式，对国内、外相关专家进行调查，获取调研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退化区名称、地理位置（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水土流失退化驱动因子（包括自然、人为）、目前实施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名称及应用评价打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技术需求等；调查过程（见表1）具体描述如下：

（1）面对面访谈：①2017年5-6月在宁夏固原和盐池结合实地调研采取入户调研的方式回收16份问卷，识别10项技术；②2017年9月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内蒙古鄂尔多斯）期间，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参会代表（包括国外政府部门代表及研究人员等）开展半结构访谈，通过面对面问答式的深入互动交流，获得国外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应用情况及技术打分，回收26份问卷，识别21项技术；③2018年6-7月在陕西安塞对国内从事水土流失治理的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技术人员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回收27份问卷，识别12项技术；④2018年4-5月、2018年7-8月和2019年7-8月分别在约旦、哈萨克斯坦和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借助哈萨克斯坦国家地理研究所，哈萨克斯坦地理学会，约旦皇家自然保护协会，爱丁堡大学等学术组织/科研机构/院校推荐的生态治理与修复专家开展了问答式访谈，获取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名称及应用地点等相关信息，共回收31份问卷，识别16项技术；⑤2020年10-11月在甘肃罗玉沟小流域结合实地考察采用入户调研的方式回收28份问卷，识别11项技术。

（2）线上问卷调查：2020年12月-2021年6月通过全球土地计划、全球青年生物多样性网络、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生态修复学会、全球环境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生态治理相关平台获取推荐专家的联系方式，以邮件等线上方式对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开展了问卷调研，回收31份问卷，其中国外问卷20份，国内问卷11份，共识别21项技术。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159份，有效问卷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2%。其中国外有效问卷71份，涉及日本、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挪威、西班牙、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40个案例区；国内有效问卷75份，涉及26个案例区。

表1 问卷调查及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获取过程

2.文献资料

自2000年以来生态治理技术得到系统梳理[23]，为了进一步量化2000-2020年全球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数量及其应用效应，对比分析相同技术在不同国家水土流失治理中的效果，本文基于WebofScience、GoogleScholar、Scopus和中国知网等在线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检索，共检索出26篇论文，包括人工造林/种草、蓄水库、保护性耕作等7项关键技术，覆盖中国、日本、加拿大等14个国家。检索规则和检索关键词见表2按照检索规则1对技术名称进行检索，在此基础上，根据检索规则2对66个案例区不同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进行检索。

表2 文献检索关键词和规则

三、研究方法

（一）评价指标及分级标准

为了便于评价不同技术类型的效果，将技术划分为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技术四个类型[39,40]。技术的评价指标包括技术推广潜力、应用难度、成熟度、效益、适宜性五个方面[16,39]。其中，推广潜力指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该项技术持续使用的优势；应用难度指技术应用过程中对使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及技术应用的成本；成熟度指对技术体系完整性、稳定性和先进性的度量；效益指技术实施后对生态、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促进作用；适宜性指技术与实施区域发展目标、立地条件、经济需求、政策法律配套的一致程度。

问卷调查过程中，邀请专家采用Likert5点量表打分法对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效果进行打分，分值范围为0~5（见表3）。此外，本文按照技术打分结果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下：1、2级为低分，3、4为中等，5为高分。

表3 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分级标准

（二）综合指数评价模型构建

综合指数可以表征治理技术的效果，是能够定量反映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技术治理效果的指标。本文以技术评价指标为基础，将综合指数界定为技术在5个维度的得分与理想状态下满分的接近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δ为技术的综合指数；j为维度；SAj为第j个维度的实际技术评价分数；ωaj为第j个维度的实际权重，本文采用等权重法，均取1；ωpj为理想状态下第j个维度的权重，采用等权重法，均取1；本文SPj为理想状态下第j个维度的技术得分斜体，本文取满分5分；综合指数位于0~1之间，将综合指数≥0.85的技术定义为高分技术，≤0.65的技术定义为低分技术。为筛选优良技术，总结技术存在问题，仅分析高分和低分技术，暂不考虑综合指数位于（0.65,0.85）之间的技术。

（三）调研结果统计与验证

基于SPSS统计软件，采用t检验方法对146份问卷及其5个维度进行检验分析，以判断调查结果是否符合统计检验标准。t检验公式如下：

式中：i=1…n（n=146）；X为样本均值；μ为总体均值；S为样本标准差。

检验结果表明，5个维度的评价结果p值均小于0.01（见表4），本文获取的问卷调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依据。

表4 问卷调研t检验结果

注：**代表在95%置信区间内数据具有显著差异。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评价

当前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45项（见表5），其中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多样化种植、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等10项，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蓄水库、谷坊群、废物回填等17项，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等9项，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包括以草定畜、围栏封育、舍饲/半舍饲养殖等9项。

表5 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评价结果

从不同大洲来看，亚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37项，其中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分别有8、12、8和8项，主要包括多样化种植、蓄水库、农林间作和以草定畜等。非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8项，其中石堤、地下排水系统等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其次是农林间作和保护性耕作等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生物类和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较少。欧洲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14项，其中以工程类和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应用为主，主要包括水资源处理/利用、休耕/少耕/免耕等，物种选育、人工造林/种草等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低、适宜性较高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北美洲和大洋洲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分别有7和4项。此外，同一技术可用于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中，如农林间作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等不同区域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中。

（二）不同类型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评价

在目前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中，工程类和生物类技术占据主导地位，两者占比分别为38%和22%。虽然工程类技术数量的占比最高，但由于应用难度较高、成熟度较低导致其综合指数（0.80）略低于生物类和农作类技术（0.81）（见图1），从不同技术角度来看，蓄水库、废物回填2项技术的综合指数≥0.85且成熟度和适宜性较高（见表5），而截水沟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高导致综合指数得分较低，应用此技术时应结合实际条件和治理需求慎重考虑。

图1 4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在5个维度的技术得分及综合指数

生物类技术的综合指数最高为0.82，且得分较高的生物类技术（28项）远多于得分较低的技术数量（10项）（见表6），说明生物类技术的治理效果普遍较好，应用相对合理。从推广潜力的角度来看，得分较高的生物类技术（9项）数量远高于得分较低（1项）的生物类技术数量，说明当前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推广潜力较高，如人工造林/种草[41,42]、植被管理/保护[43-45]技术已经在24个典型脆弱区被广泛采用。从应用难度的角度来看，生物类技术的得分均较低，表明在应用生物类技术治理水土流失时还存在一定难度，在日后实施时应从实际需求出发配置难度适宜的技术组合形成长效技术模式，以便充分发挥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此外，在成熟度、效益和适宜性3个维度的高分技术数量均多于低分技术数量，说明生物类技术的成熟度和适宜性较高，产生的效益较好。从不同技术的角度来看，多样化种植、防护林/缓冲林、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和人工造林/种草5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0.85且在3个维度的得分均较高（见表5），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推介时可优先考虑。

其他类和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数量的占比均为20%，其他类技术由于推广潜力小、效益和适宜性较低致使综合指数最低为0.79，表明其治理效果有待提高。农作类技术由于成熟度高、效益好导致其综合指数较高为0.81，其中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3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0.85，且在3个维度的得分均较高（见表5），在需要遴选农作类技术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时可优先考虑以上3项技术。

综合来看，农作类和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得分普遍较高，应用相对适宜，其他类和工程类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遴选和推介时可优先考虑蓄水库（工程）、农林间作（农作）、复合农业（农作）、多样化种植（生物）、防护林/缓冲林（生物）、飞播种林/草（生物）、林分改造（生物）、坡改梯（工程）、保护性耕作（农作）以及人工造林/种草（生物）10项技术。

表6 不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在5个维度的量化比较

注：当高分技术数量≥低分技术数量时，状态表示为绿色，说明现有技术较合理，圆圈越大说明越合理。否则表示为红色，意味着需要提升和改进现有技术。

（三）关键技术应用效果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相同技术在不同国家水土流失治理中的效果，以综合指数＞0.85且至少在两个国家应用为依据，筛选出防护林/缓冲林（生物）、林分改造（生物）、人工造林/种草（生物）、蓄水库（工程）、农林间作（农作）、复合农业（农作）、保护性耕作（农作）7项关键技术，对其效果进行分析。

防护林/缓冲林技术可有效降低近地面风速，提高植被覆盖度，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已被广泛应用到不同国家水土流失区治理，但应用效果有所差异（见图2a），如何科学地筛选出适合当地气候的优势树种进行优化配置，提高树种存活率是该技术应用的难点（见表7）。其中，防护林/缓冲林技术在埃塞俄比亚水土流失区的适宜性和成熟度较低，更关注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在莱索托和中国水土流失区的适宜性和成熟度较高，例如三北防护林是世界最大的防护林生态工程，其不仅提高了北方风沙区的植被覆盖度，还通过增加就业人口、扩宽就业渠道等形式增加了农牧业和旅游业从业者的收入，2017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带来的总净效益增量为461.67×109元/年[48]。马来西亚实施该技术4个月后土壤沉积量可达到0.137m3/m2[50]，具备较高的成熟度，但有些地区移栽幼苗的死亡率高达70%，存活幼苗仅30%，适宜性较低[50,66]。

林分改造技术实施后可增加植被覆盖度，改善小气候和土壤状况，哈萨克斯坦北部实施该技术后显著改善了土壤状况，阳离子交换能力、活性酶分别提高了16.17%和25.74%[42]，效益和成熟度均较高，修复效果显著（见图2b）。中国实施该技术后土壤有机质可提高43.96%，植被覆盖度可增加10.95%，且治理区温度比其他区域降低了近1℃[41,67]，推广潜力和适宜性较高，但不同树种混交的修复效果差异较大，成本较高，应用难度较大，效益和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图2 典型区水土流失治理关键技术评价对比分析

人工造林/种草技术通过提高植被覆盖度改善土壤质量，遏制水土流失发展态势。中国典型水土流失区在该技术实施后，土壤含水量的最大增幅可达到244.90%，草地产量可增加1.8~4.3倍/hm2，输沙模数可降低至6000t/km2以下[52-54]，而在印度尼西亚树苗存活率平均值仅为40%，需要通过嫁接、插枝繁殖手段提高树苗存活率，但技术难度较高，所需时间较长导致技术的适宜性、效益和成熟度较低，育苗成本较高，具有一定应用难度[55]（见图2c）。

蓄水库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洪水和径流量，从而减少水土流失的重要技术措施。2014-2017年韩国水土流失区建立蓄水库后区域供水容量提高了1.8%~2.2%[56]，可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推广潜力较高（见图2d），然而截至2017年，储存率并没有恢复到50%以上，效益较低[57]。泰国于2011年实施该技术后洪水量减少了86亿m3，洪水深度和面积平均减少了40%，同时减少了约20%的径流量[58]，技术的效益较高，但由于成本较高，后期维护困难，导致推广潜力较低（见图2d）。

农林间作技术已在巴勒斯坦、斯里兰卡和加拿大等国家广泛应用，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技术实施2~3年后巴勒斯坦水土流失区土壤水分流失量减少了34%~89%，水土流失量减少了45%~94%[59]，推广潜力、效益和成熟度均较高（见图2e），但间作宽度会影响修复效果，因此确定合理的间作宽度并配以适宜树种是技术成功实施的关键，其所需的技术含量和成本较高，导致应用难度较大，适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2016-2018年斯里兰卡水土流失区实施农林间作技术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磷含量和总交换性钾含量分别提高至22%、20%和69%[60]，同时农作物（茶叶）产量也提高了13%~21%[61]，适宜性和效益均较高，但推广潜力、成熟度较低，成本高，应用难度较大（见图2e）。加拿大采用、树种移植的方式进行间作，其中红橡和糖枫树移植存活率可高达100%[68]，效益和成熟度较高，但63%的硬木和55%的杂交杨树由于树干分叉、冻裂和树干倾斜等问题导致适宜性和推广潜力较低，生产力不稳定和应用难度较大是当地农户是否采用该技术的主要障碍。

复合农业技术在农牧交错带以及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外均注重技术实施后退化区土壤微量元素、循环以及产量的变化。例如2016年技术实施后，可有效提高中国典型脆弱区地表水中氮（14.76%）、磷含量（15.52%），促进植被生长，提高产量，同时还可降低径流中氮磷损失的潜在风险（可减少2.25kg/hm2）[62]，适宜性和推广潜力较高（见图2f）。日本施用1.3gNpot(-1)剂量的堆肥污泥，追施经处理后的城市污水，水稻产量提高了27%，蛋白质含量提高25%，且没有重金属（胶质）在籽粒和水稻土中积累的风险[63]，效益和成熟度较高（见图2f）。

保护性耕作技术可有效降低土壤表层中30%~70%的溶解性活性磷，使0~75mm土层中的土壤磷流失量减少5%~59%，同时有效提高植物种群密度[64,65]，在莱索托和新西兰水土流失区中的治理效果良好（见图2g）。但与常规耕作相比，保护性耕作的播种率降低，收益降低，因此农户积极性不高，使得该技术在莱索托水土流失区中的应用难度较大（见表7）。

表7 水土流失治理关键技术的应用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讨论

全球各个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已有22.8%的生态退化区实现了生态系统好转[34]。世界水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合作组织（WOCAT）总结了49项中国水土流失治理技术[69]，Wang等[19]也发现目前已有101项技术应用到了全球水土流失、荒漠化和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中，本文梳理出45项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涵盖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4种类型，已有研究归纳总结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可为技术遴选提供有力支撑[19,35,69]。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缺少适当的技术和模式进行生态治理和修复[42,55,63]，如何选择并应用治理综合效果好的技术，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例如土壤结皮技术通过提高土壤肥力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目前在小规模的室内和野外培养中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70]，但其成本太高，因此在大范围推广时需开展投入-产出分析判断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因此在水土流失面积范围较大的脆弱区采用该技术时应充分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关系[71]。尽管目前针对不同退化类型形成了基本的治理技术和模式，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仍出现了部分失败或治理效果欠佳的生态治理案例[42,50,72]，例如在高寒草甸地区种树不仅导致树种死亡，还破坏了草地资源和畜牧业[72]；大规模的造林可能会使植被蒸腾增加，消耗更多的水分，导致造林区域植被盖度降低[73]；树种单一、层次简单、结构不稳定等问题，造成树苗死亡率高和耗费水资源量大等，导致治理效果大幅降低[74]。

本文综合考虑适用范围、适用成本、使用效果、技术扩散、应用障碍等方面，基于技术推广潜力、应用难度、成熟度、效益以及适宜性5个维度构建了综合指数模型，评价了全球66个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建立了区域间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统一度量体系，可为后续横向对比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提供量化依据和理论参考，但目前暂未考虑5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后续可根据生态技术需求、地域针对性等因素进一步优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优化生态治理技术的筛选配置和适宜推介[16,21]。

我们发现由于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致使不同退化类型的表现形式和驱动力呈现出空间差异性，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的效果不同，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应用的效果也存在差异性。造成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效果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实施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本身属性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取决于实施区域的时空尺度范围，由于实施区域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跨越较大，包含的退化类型以及导致退化的驱动力较为复杂，因此会出现同一区域因不同程度退化而采用不同技术以及不同技术组合配置的现象，从而引起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治理效果的差异性，如胡金娇等[52]对治理青藏高原沙地的围栏封育、布设高山柳沙障、布设高山柳沙障+种草3种生态恢复技术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围栏封育适用于轻度沙化草地，而重度沙化草地的生态恢复需采用植灌和种草结合的模式，可见不同技术在同一区域应用的效果不同；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成熟度、适宜性以及应用难度等技术本身的属性，不同技术由于发展阶段、演化进程等都存在差异性[23]，导致不同的技术体系完整性、稳定性和先进性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会导致实际应用中的治理效果不同。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应用效果的差异性可能是受到实施区域发展目标、立地条件、经济需求、政策法规配套、公众意识以及技术本身的应用难度、成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产生的结果，如Bai等[25]、Toosi等[75]、Helman等[76]对淤地坝技术的治理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以色列和伊朗等不同国家的应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已有研究表明水土流失防治及管理要求、技术实施后期的管理和维护，以及技术使用者的技能素质等都会影响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长效稳定发挥[24,77-79]。

因此，水土流失治理不能忽视地区差异，技术实施时不能直接复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意识和实际需要进行技术本地化。在技术引进时应从退化原因、实际需求、现实条件出发配置适宜长效的技术及模式，按照最大限度保留和维持原有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修复、平衡的原则，最小限度匹配人工修复措施，设计具体修复方案，以便提高最佳技术及技术组合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同时加强对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和管理培训并健全技术管护机制，确保技术人员能够根据水土流失发生特点、防治原理筛选相应技术及技术组合配置，保障水土保持效益的稳定输出。

（二）结论

本文在系统梳理全球范围内典型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分析了不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实施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1.当前国内外典型生态脆弱区普遍应用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共45项，其中生物类、工程类、农作类和其他类技术分别为10、17、9和9项，治理技术由工程类和生物类主导，两者占比达60%。

2.生物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的综合指数最高为0.82，其次是农作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0.81）。工程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由于应用难度较高、成熟度较低导致综合指数略低。其他类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推广潜力较小、效益和适宜性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3.蓄水库、坡改梯、多样化种植、防护林/缓冲林、飞播种林/草、林分改造和人工造林/种草、农林间作、复合农业、保护性耕作10项技术的综合指数均高于0.85，技术实施效果较好。因此，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遴选和推介时可优先考虑。

综合来看，水土流失治理技术具有地域针对性、退化问题针对性的特点，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意识等因素影响，同一技术在不同区域的治理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进行技术推介和引进时，应在分析当地退化驱动力基础上，结合实际治理需求和现实治理条件配置相应技术及技术组合模式，以便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稳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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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载自《资源科学》2025年第3期，原作者：王爽、甄霖、李文君、梁立。本次发表有改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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